读《君主论》有感 | 阿童目のBLOG

type

status

date

slug

summary

结构概述

将开头的“献书信件”和尾部的“第26章”单列出来，本书剩余二十五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主体部分：

1. 第1章~第11章，主要论述作为政体之一的君主制。从获取方式、组成形式、管理模式等方面着手，谈及不同情形下采取不同管制模式的重点。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的分类不同，NM仅分出了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，并且在他的另一部著作《李维史论》中详细讨论了共和制，而本书则是对君主制的细致论述。

2. 第12章~第14章，论述军事与战争对于维系政权的要害处。这一部分是基于当时意大利弗洛伦萨没有属于自身的强大军队，意大利内部分裂的政权倾向仰仗雇佣兵或依赖外部援兵，而外部的法兰西、西班牙等地区又对其虎视眈眈，因此才特别强调军事力量、战争的艺术对于维系政权稳定是不可或缺的条件。

3. 第15章~第19章，论述君主的德性，从现实的角度，评判每种德性是否合乎君主的统治。NM在这一部分主张的观念，和世俗所谓道德截然不同，也因此其政治思想受到诸多非难。

4. 第20章~第25章，把君主日常行事等一些较为散乱的话题，分别加以论述。

每个主体之中，作者NM都会放入古代史和佛罗伦萨近代的境况，用以分析或用以例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君主体制的观点。虽然我缺乏完善的西学古典训练，无法在NM举出的各种例证时，从原始事件的不同角度给予赞许或做出辩驳，但是夏学古典训练，却让我对NM的许多观念感到似曾相识，如同见证一场跨越古今的中西论战。

马基雅维利主义、“权变”与“时中”

还没接触NM其著作之前，就早听过他大名，尤其是对他政治思想的评判。其中很常见的一种看法认为，他主张“权术至上，不择手段”，是“罪恶的导师”，也因此“马基雅维利主义”成为了“阴谋和背叛”的代名词。

但实际上在我真的读这部书时，完完全全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即便在阅读他谈论德性的第三部分，也没觉得任何邪恶之处，反而从他的语句中，能明确感知到他同样拥有常人的道德观念，只是此观念屈从于他极致的现实主义，从而开辟了“政治无关乎道德”的新路。

说“开辟”，或许不太准确。对于西方人而言，马基雅维利的主张确实偏离了当时的传统，启发了新一代的思想。但对于熟悉中国经典的人而言，并不应该陌生于这样的观念，正正在于中国经典所推崇的是“权变”与“时中”。

比较有意思且值得注意的是，正如马基雅维利会被误解为“不择手段”，中国经典中的一部分观念也常被误解为“崇尚权诈”。

“权变”与“权诈”的个中差别，极细微与难辨。孔子尝言，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”，意指大义不通，难以行权（变）。

而“时中”的思想，好似被NM明明白白地写在了《君主论》中，他写道：

“我还认为，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，他就会得心应手；同样地，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，他就不顺利。因为，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，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，有不同的方法：有的谨慎小心，有的急躁鲁莽，有的依靠暴力，有的依靠技巧，有的依靠忍耐，有的与此相反；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。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，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，而另一个则否；同样地，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，其一谨慎，另一个急躁，都一样成功了。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。”（潘汉典译文）

政治与道德

我认为，世人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理解，和马基雅维利本身所持的观念，二者的分野，正正在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。

前者认为后者完完全全抛弃了道德，而后者只是抛弃了道德对具体政治情境下的拘束；前者认为后者提倡的是“无道德政治”，而后者只是明确了现实政治“无关乎道德”的属性。

但由此而来就有了新的疑问：是不是说“德性”本身对于“饬国”而言就毫无关联呢？

我认为不是。

我的意思不是指NM在书中反复提及的：“君主需要保持道德的表象、把道德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”这样的关系。而是想指明，《君主论》的观念实际上有两个明确的限定范围：

一则，在于作者写作当时的时代和政治格局；

二则，在于本书内容严格限定在“君主制”政体之下，很少提及共和制或其他不同的政治形制。

其一，关于作者所处的时代。

罗马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，意大利内部逐渐被五股力量所分据：弗洛伦萨、威尼斯、勒不那斯、米兰及教廷，同时被外部的法兰西和西班牙等势力觊觎。这般局势下，连自保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，何况是对于总想吞并他国的统治者们，关键的判断容不得丝毫闪失。

所以，不能用我们如今的时代和情境来要求身处当时意呆利的马基雅维利，正如他所直言：“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，他就会得心应手；同样地，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，他就不顺利”。

如果拿中国自身来设想，这种局面如同战国时代，而非春秋。春秋时期礼义仍被部分贵族所看重，所以泓水之战，宋襄公拘泥于礼制，不在楚军渡河之际进攻，反被楚军击败。而战国时期，各国变法求存。这时候讲道德，无疑是送人头，白送！

从春秋和战国之间的异象，也就能判别其时的意大利，如何在考校从政者的智慧。

其二，至于共和制。

如果撇开共和制，单以NM在《君主论》中把道德作为工具的应用来评判他对道德的看法，太过片面。

NM在弗洛伦萨的共和体制时期开展其政治生涯，当弗洛伦萨回归美弟奇家族统治后他也从此政途坎坷。而NM本人推崇的是共和制，但却在美弟奇的统治下不断奔走、出谋划策，试图重新被启用。

当时的政局复杂，内忧外患，NM的所作所为也基于时刻变化的时局。《君主论》作为其献书，也是一种政治行为，而非纯粹的研究写作。

所以单单用【他对君主制的认知】或是【他在《君主论》中的言语】来评判他，过于简化了那个复杂的世代，过于简化了复杂的NM其人。

对于共和制他会不会也有如此的看法呢？还是说会有些许不同？

作者也明说，想知道他对共和制的想法就去读《李维史论》。这是他就《李维罗马史》前十卷所写的评书，当然会谈及罗马共和制时期的政治。但这两本书我得一两年后才读到，所以暂且不深论。

《君主论》的写作背景

《君主论》成书不可忽视的，是作者NM的写作背景。

一则，NM有实际十四年的从政经历，而且是需要交游各国、与不同统治者深入交流的弗洛伦萨使节。这点是理论家再丰厚的知识储备也无法比拟的。恰如毓老师常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勘破世情惊破胆，万般不与政事同。”

二则，他对古代史的阅读以及对人性的勘察。书中的大量古希腊罗马例证和其同时代的例证，如同现代的比较政治学中，跨越时间和地理的研究。而他许多论证的基点，是根据不同人群的权位和心理，判断他们的行事逻辑，以论证如何自处最为有利。所以有许多的言语，即便放在今天也不会过时。

所以阅读马基雅维利，也需要读者脱离天真。即便也有好一些地方我有不同意见，也需要等待我熟悉了罗马史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之后，才可能有真正深入的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