悼李医生 | 阿童目のBLO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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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一篇旧文，写于2020.02.07，悼念李医生。

2.7 To be or not to be 悼李文亮

昨晚，李文亮醫生因搶救無效而過世。輿情轟然，因爲最早使武漢肺炎被人注意到的一則截屏，出自他在微信群中提醒同事們的幾則話語。

很多人悲憤難以自已，所以抱著炸號也好，被請喝茶也罷的想法，在網上發泄出對政權的不滿。一時間，恍若有了希望，以爲人們終於不想也不願再假裝沉睡。當然，隨之而來的，是網絡審查員加大力度的封刪。

在這兩種勢力來回割據之間，我想回歸普通的思考。

第一部分思考，關於“生存還是滅亡”。

得到李醫生過世的消息，只覺得傷感，在朋友圈分享了新京報發的這則消息。

當後續各種“還在搶救”的消息傳來，我第二個反應，是希望我發出的真的是假消息。（對不起，第一反應，是擔心自己發了假消息）

再之後，看到媒體内部傳來的消息，明指這種搶救只為維穩，人雖已死，但不讓他死。我只覺得憤怒。

情緒就這樣被人玩弄股掌之間，我們連表達正常的情緒也不被允許。想到躺在病床上，毫無生機的李醫生，身體仍被折騰來折騰去，就有無名怒火。

從沒想過，原來“to be, or not to be”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呈現出來。Hamlet的這句話，突然有了更多的味道。苦澀的味道。

第二部分思考，關於李醫生的過往與現在。

有朋友翻出了李醫生曾經的微博。他愛國，他撐警，他的顔色是藍色。於是開始有很重的心理矛盾，不知到底是該悲痛還是該嘲諷沒有一個無辜的人。

我自己倒并不會有這樣的心態，因爲我覺得這好正常。或許他是資訊戰下的受害者；又或者退一步，即便沒有資訊戰，他如此選擇也完全正常。在港本地也有很多藍色人員不是嘛？選擇黃或藍有太多複雜的因素，我認爲不能以此拿來衡量一切。

記得有一篇文章，把“年輕一代”稱為“天然黃”，把“教會牧師、資深教友、退休校長等”稱爲“自然藍”。真好的比喻，其實大家在乎的東西并不一樣，所以做出了不一樣的選擇。一味否認對方，加劇了對立，卻無益於現實。如何在其中尋求平衡，是很重要的課題。雖然現實無法讓每個人都為對方考慮，但我們個體，想要成爲更好的自己的個體，仍然有必要嘗試去往更高的角度，試著調和這樣的矛盾。

今早看到一篇文章，説得更好：

他只是一個小人物，一個平凡人，一個醫生
…
當李文亮率直地稱自己沒有想過當英雄，只是懷著做人的基本情懷發放警告信息時，書生反倒看到的卻是「能救」。因為正是這個「做人」的「基本情懷」，才可能打開極權的缺口：原來做一個基本的人，懷著基本的情懷，都是極權不容許的。極權違反了基本人性，侵犯了做一個人的基本尊嚴，所以它必然會與人起衝突，會遭受到抵抗。

我也一樣，對於李醫生他的過往，我看到的是一個真真實實，普普通通的人，一個依舊保有心底善良的人。所以我並不糾結，也希望我的朋友不再糾結他的顔色。

第三部分思考，關於李醫生到底是否造謠。

昨天剛剛得知李醫生過世消息的時候，有群内的朋友蹦出來質疑說，明明李醫生造謠了，爲什麽輿情説不是造謠。而他的理由，是診斷報告中有三個疑似（“ SARS冠状病毒、铜绿假单胞菌、46种口腔/呼吸道定植菌”），并非確診。

這個問題在這個時刻提出來，我認爲不合時宜。覺得不合時宜，是因爲李醫生在被批駁被訓誡后仍然去了一綫，因爲李醫生已經非常充分的做到了一個醫生能做到的，以最大的力量保護他人。我們一群怕死的，躲在後方，躲在家中的膽小鬼，真的有資格在這尸身未寒的時刻跳出來討論這個話題麽？

在當初各大媒體批評八人造謠的時候，這是否謠言，是一個合適討論的時機；在後來輿情翻轉，連最高法也來為這些人鳴冤的時候，這是否造謠，同樣是合適討論的時機。但在李醫生過世的當刻，跳出來拾起話頭，非常不合時宜。

雖然我認爲不合時宜，但我又擔心事情過後，或許人們就會發揮健忘的本事，把這個論題忘得一乾二净。所以在這個不合時宜的時刻，還是硬著頭皮，抛開成見，和對方討論起來。

他一貫的打擊點就是李醫生在群裏發出的報告有三項疑似，并不能因此確診，他在朋友圈裏卻說了“確診”二字，而且產生了影響，所以算造謠，所以應該負責。

我和其他幾位朋友舉出了諸多事項辯駁：這是他在私下朋友圈内的言論；他在這段話後續有再説明不是sars而是冠狀病毒；説錯話≠造謠；或許他根據現有報告做了臨床的判斷，而這種判斷并未體現在報告裏；他判斷出有人傳人的情況，所以要保護同事；不能根據影響來針對性打擊；如果這算造謠，整個政府都在造謠，爲什麽偏要持這種論調來欺負小人物……

話都找盡，但他一味堅持這樣的行爲就得算造謠，認爲雖然他後續有改説法但是已經隔了半小時，認爲產生了影響就該負責…

所以，最終我并沒能説服他什麽，他也沒能説服我什麽。我從頭到尾都不認爲這是造謠，所以我認爲我有資格站在他的對立面，可是和他的討論，我覺得實在浪費時間，我想要agree to disagree，他卻仍然喋喋不休，耐不過，我退了群。

我不否認他説的有一定道理，那個“確診”二字確實言之過早。但因此便認定為造謠？我絕對不認可。我想我們對謠言本就有截然不同的定義，所以這樣的討論毫無意義。

我不想怪他什麽，畢竟他也保持著理性來討論，雖然這種絕對理性讓我實在討厭。我只能怪自己，沒本事，以我的學識，沒法為李醫生扳回一局。

最後，我想在此悼念。

悼念想要保護醫護的同事李文亮，悼念衝上前綫的醫生李文亮，悼念不得已離開了父母妻子和孩子的家人李文亮，悼念被我們的扭曲社會所無情絞殺的普通人李文亮。

鼻子總有點酸，但我忍住了。眼淚是這個時代最廉價的東西。

疫情過後，我們還會記得這個醫生嗎？我想，我會。我想，大家不會。

或許，他也只不過會成爲那長長的名單上新增的一個名字吧。哪個名單呢？就是蔣彥永、王淑平等人也在的那個名單，記錄那些明知不可爲而爲之者的名單。

我知道名單很長很長，但也看到增加的名字在慢慢的變少，越來越少。甚至連只想保護好同事和家人的李醫生，也非常值得記錄一筆。

我應該慶幸這樣的名字越來越少，還是應該悲痛這樣的人越來越少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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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武汉进行CFA Level III考试时，半梦半醒之间想起李医生。于是第二天买了三枝开得极好的菊，拿到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给他。此文写于2023.02.24。

前天我恰好在武汉，于是在网上搜到了李医生的墓地，送上了三只菊。过程挺顺利，进去需要登记身份证，证件拍照、存放手机，然后由专人带领，全程陪同。

之后我有了几个想法：

第一，我对于登记证件、存放手机和专人陪同的流程，并不认可。因为这形同于为来人装上监视器，限制他的行为，隐含表达了对来人的不信任、防范其行为不轨。这不应是对待国人的方式（不逆诈，不亿不信），也会间接表现自身的不安感（总有刁民想搞事情）。

第二，虽然并不认可这套流程，但是我也完全配合他们的要求，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极度现实主义的人。我的目的是向李医生致意，很单纯，也很想达成，而流程对我隐私的侵害尚在可容忍范围内，毕竟这个社会对我隐私的侵害更广泛更具体而我也不曾反抗过什么。

第三，虽然不喜欢这套流程，但是离开了手机，我更能静下心来向李医生表达谢意。不论是私人层面（因他吹哨而提醒武汉的家人有所防范），或是公众层面（他的微博如同树洞般让那些受伤害的人得以倾述），都值得我全心祭拜，而相机在手或会破坏单纯的心意。

第四，虽然不喜欢这套流程，但对于在那儿工作的执行者却并无怨念。不论他们是出于上级的强制要求，还是自发的提起这套流程，都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工作。每个社会人或多或少都只能服从规训，或是为了自己果腹，或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他们一开始就承担了不必要的选择。所以并不怪他们，何况这件事上他们也没有为难我什么。